最高院：法院不能直接将“公平原则”作为裁判规则，否则构成向一般条款逃逸，违背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

行业资讯 / 2024-09-20 10:43:08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2）最高法民再9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建荣，男，1957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上海海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柳营路305号1201-08室。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伟富国际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上环永乐街204-210号启发大厦7楼B室。
一审第三人：上海磐石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666号H区（东座）6楼H666室。

黄建荣、海成公司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民终308号民事判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2民初1164号民事判决，驳回伟富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伟富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为：
（一）原审判决认定黄建荣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费的条件已成就错误。1.原审判决错误认定了伟富公司提供服务的范围。根据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第二条的约定，伟富公司的服务范围应系“引进投融资人”及与推荐投融资人相关的服务，而非“投融资”，纵观整个交易过程，不存在伟富公司介绍的投融资人，伟富公司也没有做任何与引进投融资人相关的工作，未履行《咨询中介协议》所约定的义务；“债务重组”相关服务与“引进投融资人”相关服务是不同的服务范围，虽然陆继林向海成公司引荐了磐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力群，但磐石公司属于为海成公司债务重组提供服务的服务者，不能基于此认为陆继林完成了《咨询中介协议》所约定的义务，且债务重组阶段，伟富公司或陆继林没有提供过任何服务。2.提供“服务”的是陆继林个人，而非伟富公司，无证据证明陆继林是伟富公司员工。3.在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签订时，相关债务重组方案已接近成熟，黄建荣与伟富公司签订该《咨询中介协议》不是为了付款而签订，是为了帮助陆继林报销个人费用，该协议本身是不可能履行的。4.伟富公司在原审时列举了一系列所谓的“各项工作”，并提交了成本开销清单，但该等证据绝大多数与本案无关，部分事实为陆继林虚构。
（二）原审判决海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错误。连带责任系一种重大的责任承担形式，应由法律明确规定或当事人明确约定而形成，不能通过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任意认定。本案中，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的当事人仅为黄建荣与伟富公司两方，且该协议也系黄建荣以个人名义签署，并不代表海成公司，故案涉《咨询中介协议》与海成公司无关。双方在该协议之外，也不存在任何让海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在无合同约定，也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依据公平原则判令海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错误。
伟富公司辩称：
（一）伟富公司已履行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约定的义务，有权获取服务报酬。1.投融资是广义的概念，债务重组包含在投融资范围之中。伟富公司在案涉项目服务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前期开展了大量的推介、走访、调研、洽谈、协调、筛选方案等工作，最终选定了磐石公司的债务重组方案。而后当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未批准海成公司债务重组方案时，伟富公司又利用自身广泛资源出面协调推动该项目实施。黄建荣、海成公司从未否认伟富公司在案涉项目服务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2.2012年11月底，在以债务重组方式解决黄建荣及海成公司14亿元巨额债务的方案已确定的情况下，黄建荣、海成公司与伟富公司和磐石公司分别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和《财务顾问协议》，可以证明黄建荣、海成公司对伟富公司工作的充分认可。3.黄建荣、海成公司主张案涉《咨询中介协议》是为陆继林报销费用所签，与事实不符。黄建荣、海成公司在原审中从未提出该主张；磐石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力群关于“2012年11月26日，黄建荣、陆继林都在我办公室，陆继林为了报销，黄建荣帮忙签了一份与香港（伟富）公司的协议”的陈述，与磐石公司原审中关于“我们不知道原告与黄建荣之间有一份协议”的表述相矛盾，系虚假陈述。
（二）海成公司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1.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的序言中载明“就甲方塔中矿业投融资项目”，而黄建荣未直接持有塔中矿业的股份，故该协议的甲方应指向海成公司。2.黄建荣作为海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持有海成公司20%的股权，伟富公司基于表见代理，相信黄建荣有权直接代表海成公司对外签订协议。3.海成公司副总张杰元代表海成公司与伟富公司积极沟通、海成公司接受伟富公司服务等情况表明海成公司系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的实际签约方，海成公司未在协议上盖章的瑕疵已因实际履行而得到弥补。4.海成公司作为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的实际受益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否则将导致权利和义务不对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磐石公司述称：
案涉项目的债务重组主要由磐石公司负责，伟富公司和陆继林并未参与其中，伟富公司和陆继林从未参加过债务重组会议，也没有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其为债务重组提供了服务；伟富公司在一审庭审后提交的《伟富公司承担黄建荣及海成公司塔中矿业债转股项目（包括磐石公司）投融资咨询服务直接成本初略统计表》中有关磐石公司和磐石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力群的内容不属实。


最高院裁判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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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1.原审判决判令黄建荣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是否适当；2.原审判决判令海成公司对黄建荣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是否适当。
（一）关于原审判决判令黄建荣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是否适当的问题。本案中，伟富公司在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之前，已委托东浩公司开展了一系列招商洽谈等工作，并向黄建荣推荐了磐石公司董事长王力群。2012年11月26日，黄建荣与伟富公司签订了案涉《咨询中介协议》，并约定了咨询中介费的支付标准和支付时间，而磐石公司与新疆塔城公司、海成公司、黄建荣系于2012年11月签订《财务顾问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之后，东方外贸公司与海成公司、黄建荣、塔中矿业公司等于2012年12月13日签订以资产重组方式解决海成公司14亿元巨额债务的《调解协议》。原审法院据此认为，如此规模和复杂程度的资产重组方案，2012年11月26日时应已接近完成，如该重组方案与伟富公司提供的“投融资”服务无关，则黄建荣此时再与伟富公司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显然不符合商业逻辑，并无不当。黄建荣作为一名理性的商人，应当预见到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的后果，从其与伟富公司签订协议的时机分析，可以推定黄建荣对伟富公司工作予以认可并愿意支付相应的中介服务费，2015年10月29日、11月16日陆继林与黄建荣两次对话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综上，原审判决综合考虑伟富公司已经提供了一定的中介服务，在资产重组方案近乎完成的情况下黄建荣愿意与伟富公司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等情况，认定伟富公司有权依据案涉《咨询中介协议》要求黄建荣支付相应的1490万元服务报酬，并无不妥。
黄建荣主张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约定的“投融资”服务仅指“引进投融资人”，并不包含内部资产重组，但从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的签订背景看，黄建荣与伟富公司签订《咨询中介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其本人及海成公司等关联公司的巨额债务纠纷，而《咨询中介协议》所约定的“投融资”服务本身即包括多种方式，在黄建荣、海成公司与磐石公司另行签有《财务顾问框架协议》《财务顾问补充协议》等协议的情况下，为避免伟富公司和磐石公司的服务内容出现重叠或冲突，黄建荣、海成公司理应在相关协议中就上述两家公司的服务内容作出明确划分，但本案中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该情况。黄建荣主张债务重组主要由磐石公司牵头完成，伟富公司、陆继林没有参加任何一次债务重组会议，没有提供任何书面融资方案，但根据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的约定，“参与债务重组会议、制定融资方案”不是伟富公司必须履行的义务，不能因此而否定伟富公司在重组前期所做的工作。黄建荣主张陆继林不是伟富公司的员工，但其自愿以陆继林提供前期服务为基础与伟富公司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足以证明黄建荣认可陆继林提供的前期服务由伟富公司予以承继，故陆继林是否为伟富公司员工不影响伟富公司依据《咨询中介协议》向黄建荣主张权利。黄建荣、海成公司提出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的签订目的仅是为了帮助陆继林报销个人费用，但其在一、二审中并未提出该主张，且无相应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黄建荣、海成公司提交的证人华某的证言、餐饮费发票及相关短信聊天记录等不足以推翻原审认定的事实。综上，黄建荣关于原审判决认定黄建荣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费的条件已成就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关于原审判决判令海成公司对黄建荣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是否适当问题。连带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产生。由于连带责任对责任人苛以较为严格的共同责任，使得责任人处于较为不利地位，因此对连带责任的适用应当遵循严格的法定原则，即不能通过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方式任意将多人责任关系认定为连带责任，而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才能适用连带责任。本案中，首先，原审判决判令海成公司对黄建荣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明确法律依据。其次，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系黄建荣以其个人名义签署，海成公司并非该协议的签约当事人，伟富公司也无充分证据证明黄建荣与其签订上述协议的行为系代表海成公司而实施或海成公司在该协议之外与其达成过为黄建荣的案涉债务承担付款责任的补充约定。虽然海成公司客观上从案涉资产重组方案中获得了利益，但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海成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该合同责任。因此，原审判决判令海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也缺乏当事人约定依据。最后，原审判决不应直接适用公平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判令海成公司对黄建荣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民事审判中，只有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为了实现个案正义，法院才可以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进行裁判。通常情况下，法院不能直接将“公平原则”这一法律基本原则作为裁判规则，否则就构成向一般条款逃逸，违背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本案原审判决以公平原则认定非合同当事人的实际受益人海成公司对黄建荣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既缺乏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无视当事人在民商事活动中的预期，还容易开启自由裁量的滥用。综上，在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仅以黄建荣系海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委托伟富公司提供案涉融资服务实际系为海成公司的利益而实施为由，判令海成公司对黄建荣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确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黄建荣、海成公司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民终308号民事判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2民初1164号民事判决；
二、黄建荣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伟富国际有限公司支付服务费1490万元；
三、驳回伟富国际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86749.36元，由黄建荣负担93374.68元，由伟富国际有限公司负担93374.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6749.36元，由黄建荣负担93374.68元，由伟富国际有限公司负担93374.6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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